诸夏”这个概念逐渐确立于春秋中期，同时它的内涵是在不断在向外扩的，即在不断的用夏变夷。
因为这种夷夏区分，不再以血缘姓氏为区分标准，而是以可以改变的“衣冠礼乐”和“披发左衽”的文化面貌为标准。
礼之大者，莫过于尊王与亲亲，如能向上尊重周王，向下扶助弱小的诸夏列国，这样的诸侯国当然是礼义之邦。
因此，虽然夷夏有别，但春秋战国时夷夏之间的边界并不非常固定，夷可以通过学习夏的文化而成为诸夏的一员。
到战国后期，中原地区政治军事上和文化心理上的用夏变夷终于大告成功，在中原出现了连成一块的华夏，原来的华夷杂处演变为华夏居内而夷狄居外的格局。
也就是说，经过数百年的兼并战争，中原的夷狄已被消化殆尽，逐渐与周人融为一体，诸夏成为一个整体的政治集团。
从前不属于周人的诸侯国，如杞、陈、吴等纷纷加入诸夏，各诸侯国内部上下层周人、殷人之分渐渐消弭，趋于融合。楚在春秋时被诸夏视为“非我族类”的大敌，到战国时也跻身冠带七国之一，不能自外于诸夏的政治体系。
从此，七雄皆为诸夏，战国时不再需要“攘夷”的旗号，所争的是谁能统一诸夏，不管秦帝还是楚王，天下都已是诸夏的天下。
也就是从这时起诸夏和华夏就成了中国的代名词。
从历史的转变里面我们可以看出，诸夏的内涵就是用夏变夷，就是文化上的认同，以“衣冠礼乐”和“披发左衽”为分界的。
窦书君的话就是在告诉卓群，我们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文化认同，重新举起诸夏的大旗，将诸夏的内涵再一次的扩大，变成整个的文明和文化圈，并将卓群所连接的所有的诸夏都拉进来，以文明和文化为纽带，将他们联合在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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